公元前359年，商鞅在秦国国内颁布《垦草令》，秦国变法正式拉开大幕。此后的数年间，商鞅连颁多条新政，下发到各地官府，要求严格执行。

变法前的秦国，如果比喻成一家老牌家族企业，管理更多地靠人治，那么此时的秦国，就踏上了从人治转向法治的征程。

而一旦走向法治，马上就会面临一个问题：执法的尺度如何掌握?如果违反制度的人是一个对企业贡献很大的人，能不能特殊处理?

这也正是商鞅和秦孝公遇到的问题。

01

故事是这样的：

秦国民间的仇杀私斗现象非常严重，造成很多人员伤亡，民众对此虽然痛恨不已，却往往身不由己，卷入其中。

新政实施没多久，在老秦人的聚居地郿县，就有反对变法的人暗中唆使，使得孟西白三族和戎狄因为用水问题发生大规模斗殴，多个部族卷入其中。而在械斗的过程中，又遭遇大坝溃堤，结果死伤无数，浮尸遍野。

可以说，后果特别严重。

按照新法，私斗是重罪，主要谋犯都是要杀头的，其中就包括很多族长，也包括了刻下国耻石的老白驼。

怎么办?

秦孝公犹豫了：涉及的都是大族，在朝野盘根错节，树大根深，如果一下子杀那么多人，就意味着会得罪很多人，而且老白驼他们家族对秦国有功。

秦孝公忍不住求情，因此和商鞅有了一番激烈辩论：

秦孝公问商鞅有没有回旋的余地：能不能变?能不能缓?能不能减?能不能特赦?

商鞅的回复斩钉截铁：法令如山、法贵时效、减刑溃法、法外无恩。

仇杀私斗，是商鞅新政的主要管理对象，就好比企业的高压线。高压线是公司里任何人都不能触碰的制度。只要触犯了公司的高压线，无论是谁，都要被辞退。

02

我们来设想一下，如果这次特殊处理了，可能会带来什么后果。

如果这次秦孝公特赦了，减罪了，就意味着告诉民众，新政的实施是有操作空间的：一来政府的公信力会大打折扣;二来必然会再有人犯同样的事，甚至更严重。

就好像一幢建筑有窗户破了，如果没有人把它修理好，就可能会有更多人来破坏更多的窗户，甚至会闯入建筑内。一面墙，如果出现一些涂鸦没有被清洗掉，很快的，墙上就会被人画满更多乱七八糟的东西。

这就是犯罪学上的“破窗效应”。

就像商鞅说的，哪怕特赦一人，于法也是千里大堤溃于蚁穴。

所以，为了守住这条高压线，商鞅与秦孝公激辩了三天三夜。最后，秦孝公对商鞅说了两个字：放手。放手去做，兑现当时给予的信任。

最终的结果，大家都知道，商鞅以违抗新法为由，将秦国两个氏族共计七百余人在同一时间同一地点全部斩首，史称“渭水大刑”。

03

管理中的很多决策都是关于取舍。你选择了对制度的坚守，就要承担相应的成本。

在企业里，辞退人是要付出成本的。如果是非核心岗位，有候补人选，或者重新找个合适的人比较容易，则成本不会太高;而如果辞退这个人会给企业带来重大损失，管理者就很可能会犹豫：要不要保一下?能不能换种处罚方式?

曾经就有一个老板问我：公司里有个销售，手头握有核心资源，也给公司带来了不少利益，但有一些触犯到公司高压线的行为，比如和同事搞婚外恋，这种情况要怎么处理?要是辞退的话，他一定会把客户资源都带走的。

我觉得老板首先需要去思考一个问题：辞退这个人最坏的结果是什么?如果一个人的资源能够影响到你企业的生存，那作为老板，真的需要好好反思一下。

所以我告诉他：不要因为一个人而错失一个坚守企业文化的可能性，因为如果这样，你再制定高压线，是没有人会信服的。

唯有惩恶才能扬善。如果一个违背底线的人不被辞退，等于在告诉其他人，公司鼓励这种行为。所以，在可承受范围之内，企业应该花代价坚守底限。

04

处罚的同时，不要忘记一件事：我们建立制度的目的是什么?

对于商鞅来说，杀人不是目的，杜绝仇杀私斗，维护法治公平才是目的。所以，商鞅让手下建了一个很大的刑场，希望能够起到宣扬和震慑的作用。

在企业中，也是一样，各级管理者应持续的、不间断地通过已发生的案例，向员工灌输底限观念，让每一位员工明白，什么事能干，什么事不能干。

制度本身一定是兼具两种功效：惩恶和扬善。每一个冷冰冰的制度背后都有温暖的初衷。正如设立制度本身，不是为了让员工感到麻烦，而是为了让员工免受诱惑。有限制，才有真正的自由。

05

秦孝公和商鞅，他们要打破的是延续几百年的旧制，是要重塑权力结构乃至社会结构，这条道路必然是孤独的、困难的、冒险的。

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一句话，在这里分享给大家：

所有人都可以反对，但如果我知道这是正确的，我就会努力去做，而且我相信，如果给我时间，随着事情的发展，我就会赢得所有人的支持……

这是作为企业领导者必备的坚毅和自信。

------原创：泽亚咨询顾问周小华老师